根據中央部署，未來十五年是鄉村振興取得決定性進展，農業農村現代化基本實現的時期。各地應因地制宜，從實際出發，不急躁冒進，不是要建設一個比城市更好的鄉村，而是要建設一個過得去的、能保持農村基本生產生活秩序的、可以為絕大多數農民提供退路和保底的鄉村。城鄉關系重組是惠農投入和鄉村建設必須考量的社會條件，條件不成熟，時機把握不當，往往會失敗。
一、因時因地制宜：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
2020 年是脫貧攻堅收官之年，我們由此而進入后脫貧攻堅時代。經過堅苦卓越的努力，中國終于有望消滅絕對貧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后脫貧攻堅時代，脫貧攻堅如何對接鄉村振興戰略，全國農村工作重點如何由精準扶貧轉向鄉村振興，成為當前及未來一個時期不得不考慮的重大問題。
從鄉村振興戰略來講，按 2018 年年初中央農村工作會議部署，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將分三步走：到 2020 年，鄉村振興取得重要進展，制度框架和政策體系基本形成；到 2035年，鄉村振興取得決定性進展，農業農村現代化基本實現；到 2050 年，鄉村全面振興，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全面實現。換句話說，即使從現在開始經過三個五年計劃，到 2035年，農業農村現代化也才只是基本實現；再經過三個五年計劃，只有到了 2050 年，鄉村才能全面振興，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的“強富美”鄉村才能全面到來。
按三步走的安排，2020 年開始進入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第二步。也就是說，從 2020 年由脫貧攻堅所對接的是鄉村振興戰略的第二步，即對接到再經過十五年奮斗基本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而不是直接對接到第三步即建設“強富美”的鄉村。
尤其脫貧攻堅重點所在的中國中西部農村地區，經濟欠發達，基礎設施比較差，雖然農民脫貧了，地方經濟基礎卻普遍比較落后。這些地區農村工作重點轉換時，就尤其要注意對接到經過十五年奮斗才能基本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鄉村振興第二步的戰略上，就尤其要防止錯誤對接到鄉村振興第三步即“強富美”的鄉村建設上。
遺憾的是，當前全國各級地方政府在落實鄉村振興戰略時，不僅發達的東部地區普遍將鄉村振興戰略等同于美麗鄉村建設，試圖短期內即實現“強富美”的目標，而且中西部地區也普遍存在急于求成思想，試圖通過集中資源、重點突破、打造亮點的形式建設美麗鄉村，從而將有限的資源重點用在了脫離地方實際的鄉村振興形式上，沒有做基于保底的鄉村建設工作，其實，新中國農村發展史上，我們在這方面是吃過急躁冒進的大虧的。
二、未來十五年鄉村建設重點在保底
鄉村振興是伴隨我國城市化進程而展開的。當前和未來很長一個時期，中國將仍然處于快速城市化階段，主要表現就是農民持續進城，農村人口越來越少，進城農民越來越不再依靠農村而可以在城市獲得體面生活條件。中國只有當絕大多數農民進城了，農村只剩下很有限的農民，才能改變當前中國農村人多地少的格局，農戶才會有相對較多的農村獲利機會，農戶也才可能憑借農業致富，農業強、農民富、農村美也才具備可能性。換句話說，只有減少農民才能致富農民。不過，在當前階段，雖然中國城市化率已經達到 60%，戶籍城市化率卻只有 45%，幾乎所有進城農民都刻意保留了農村的退路。當前中國農村 70%以上農戶家庭也因此形成了“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生計模式。在全國一半以上人口都還要依托土地、70%以上農戶仍然耕種土地的情況下，農業致富就不可能，“強富美”的鄉村振興就不可能。
當然，當前農村雖然很難讓農民致富，卻對農民十分重要。這個重要性主要體現在可以為數量龐大的相對弱勢的農村人口提供保底，包括這樣三部分農村人口。一是缺少城市就業機會、難以進城的農村相對弱勢群體。二是進城失敗的農民工。他們如果無法體面在城市安居，他們就寧愿回農村來過農村體面、安寧的生活。三是需要在農村養老的老年人。很多農村老年人即使自己子女在城市事業成功，他們也不愿與子女在城市同一個屋檐下生活，而寧愿回農村生活。原因無他，就是與子女一起生活不自由。所以他們是為了自由而寧愿拋棄城市更好的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條件。在農村生活，與土地結合起來，有收入，有意義，清靜自然。在熟人社會中生活也有價值感。
顯然，以上三部分農村人口數量龐大，幾乎包括了所有農民，他們并非不愿意過體面的城市生活，而是在當前中國發展階段，他們很難獲得在城市體面生活的就業與收入。農村雖然不能發財致富，卻可以為難以在城市體面生活的農民提供在農村體面生活的保底。農村作為他們的退路特別重要，不僅體現在物質生活保障，而且還體現有精神意義。
農村這個保底的退路，不僅對中國農民很重要，而且對國家來說也很重要。2001 年筆者就提出“農村是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與蓄水池”的觀點。在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在從傳統走向現代社會的過程中，農村能否充當勞動力的蓄水池和社會的穩定器，對現代化建設的成敗具有決定性意義。正是憑借農村這個穩定器，中國才能從容應對 2008 年金融危機，也才能平穩有效應對 2020 年的新冠疫情。2020 年 2 月中下旬，筆者及其團隊分別在湖北以外的 14 個省，共計 104 個無疫村，兩次進行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的調研。結果顯示，外出務工者人數不到往年的 30%。農民工雖停工停收，卻享受疫情期間鄉村生活，并仍具有短至數月，長至兩三年維持生計的能力。在就業與社會穩定之間，鄉村發揮了重要的緩沖作用，使得億萬農民工失業“不過是飯桌上多添一副筷子”。手中有糧，心里不慌，正是有了農村這個退路和保底，中國才能從容應對中華民族崛起道路中可能的任何風浪。
農民進城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是一個艱難且相對長期的過程。農民進城，一般是先到縣城買房，讓子女獲得較好的城市公共服務尤其是教育服務，不過縣城缺少就業獲利機會，因此會再想方設法到大城市買房。開始是年輕人進城，再逐步全家進城。
在這個艱難且將持續相當長時期的農民進城過程中，國家要為農民提供無法進城或進城失敗時的農村保底，因此就要限制城市資本下鄉。農民依據他們的實際情況不斷調整家庭策略，以在保證基本安全的情況下面體面進城。當前中國農民是沒有“鄉愁”而只有“城愁”的，即他們所有關切在于能否及如何體面進城。農民家庭策略是以農村資源支持城市，農村就不只是青壯年勞動力流失，而且是幾乎所有資源都進城去了。農村資源流出，村莊空心化，傳統農村社會逐步解體，鄉村發生巨變，城鄉劇烈重組。一切都不確定，唯一可以確定的是變動和不確定。因此，鄉村建設的保底、化解風險的作用越發顯著。在未來十五年，中國鄉村建設的重點是保底式的、基礎的。我們不是要建設一個比城市更好的鄉村，而是要建設一 得去的、能保持農村基本生產生活秩序的、可以為絕大多數農民提供退路和保底的鄉村。
三、城鄉關系重組下的鄉村振興戰略
未來十五年的鄉村振興，投入農村的資源和實施的鄉村建設項目，必須置于城鄉關系的背景下來思考。城鄉關系是觀察農村現代化進程的重要社會結構。城市是中國現代化的發展極，農村是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城市全面深化改革與農村保持相對穩定是相反相承、相互補充、相互支持的關系。
從新中國城鄉關系發展來看，經歷了三個階段的城鄉關系。一是改革開放以前城鄉分離階段，城市從農村提取資源，農業支援工業建設。二是改革開放以后城鄉二元體制被打破的階段，放開了對農民進城的體制機制限制，卻并非未同時放開資本下鄉，大量農民進城務工經商。幾乎所有農戶家庭都形成了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生計模式，農民家庭再生產仍然在農村完成，農民在城市掙錢，在農村消費。農村勞動力進城了，農民家庭收入增加了，
農村逐漸繁榮起來。三是進入 21 世紀，城鄉關系悄然重組階段。農民家庭行為發生重大改變，即農民家庭不再從城市掙錢回農村花，而是想方設法進城留城，在城市安居。農民家庭雖然還存在半工半耕的生計模式，只不過現在是農民家庭留守務農父母支持子女進城，為進城子女提供經濟支持，至少是減輕進城子女的家庭負擔，比如父母幫忙帶孫子，父母留守農村生活成本業比較低。父母留守農村也為進城子女提供了進城失敗的退路。
當前中國絕大多數農村地區都形成了“老年農業+中堅農民”的結構，這是一個基于農村集體土地制度基礎上自生自發形成的穩定結構，是當前農村保持生產生活秩序的最為重要的村莊結構條件。家庭中老年人留守農村可以為農民家庭進城提供支持。農村可以為進城失敗農民提供退路，這種退路不僅是經濟上和社會保障上的，而且是心理安全上的。在中國的文化語境下，村莊為所有農民提供了一個居住的載體、生產的載體、生活的載體、意義的載體、歸宿的載體。村莊熟人社會意味著，村莊是農民親朋鄰里的所在，農民在村莊中可以輕松獲得社會支持，保持村莊生活的意義世界和歷史感。農村也有助于應對鄉村老齡化問題，他們能從村莊共同體獲取心理慰藉和精神支持。因此，國家在城鄉關系上面，一方面放開了農民進城的限制，一方面又限制城市資本下鄉，強調不允許農民失去土地。
取消農業稅以來，國家不斷加大對農村的投入，目前每年惠農資金早已超過 2 萬億元。在農村調研時，很容易看到由國家投資的惠農項目。可惜的是，很多惠農項目投入成效存疑。大型且集中的投入，如各種農業綜合體，動輒數千萬上億元投入；中型分散投入，如農村雨污分流項目，每個項目數百萬元；小型項目，如農村改廁等，若做追蹤調查，就會發現，絕大多數項目投入都不成功。不僅國家財政投入項目大多不成功，而且資本下鄉也大多血本無歸。2008 年某地列入國家城鄉統籌示范區，推動資本下鄉，幾乎所有下鄉資本都是開著寶馬進村，騎著自行車逃離。很多地區農民將積蓄用于在農村建高標準住房，卻基本上沒有住過。地方政府推動農民上樓集中居住，農民難以適應集中居住，且搬入樓房建筑質量很差。精確扶貧，易地安置，為貧困戶建了新居，貧困戶卻不愿搬入新居而仍然住在老房子。全國幾乎所有地區都在做全域旅游規劃，美麗鄉村如火如荼，在可以預見的不久就可以看到巨資
投入的這些規劃和建設再次失敗。一方面國家向農村轉移越來越多資源，社會也在農村有巨大投資，另一方面是大量投入農村資源低效使用，造成了嚴重的資源浪費。如果有人對最近10 多年惠農項目成效進行評估，一定可以發現問題極大，教訓卻沒有吸取。
惠農項目之所以容易失敗，一個基本原因是當前中國正處在史無前例的城鄉關系重組之中，農村人口大量進城，城市成為中國經濟增長極，農村 GDP 占比越來越低。經濟發展的機會在城市，農村則為難以體面進城群體提供了保底。在保底的農村要建設“強富美”以及要尋找獲利機會，自然相當困難。
在鄉村巨變、城鄉重組的背景下面，國家向農村投入資源主要應當是保底性的，應當是在農村資源凈流出背景下應對維持基本生產生活秩序難題的。在這種實際條件下，試圖急于二、未來十五年鄉村建設重點在保底 鄉村振興是伴隨我國城市化進程而展開的。當前和未來很長一個時期，中國將仍然處于快速城市化階段，主要表現就是農民持續進城，農村人口越來越少，進城農民越來越不再依靠農村而可以在城市獲得體面生活條件。中國只有當絕大多數農民進城了，農村只剩下很有限的農民，才能改變當前中國農村人多地少的格局，農戶才會有相對較多的農村獲利機會，農戶也才可能憑借農業致富，農業強、農民富、農村美也才具備可能性。換句話說，只有減少農民才能致富農民。不過，在當前階段，雖然中國城市化率已經達到 60%，戶籍城市化率卻只有 45%，幾乎所有進城農民都刻意保留了農村的退路。當前中國農村 70%以上農戶家庭也因此形成了“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生計模式。在全國一半以上人口都還要依托土地、70%以上農戶仍然耕種土地的情況下，農業致富就不可能，“強富美”的鄉村振興就不可能。
當然，當前農村雖然很難讓農民致富，卻對農民十分重要。這個重要性主要體現在可以為數量龐大的相對弱勢的農村人口提供保底，包括這樣三部分農村人口。一是缺少城市就業機會、難以進城的農村相對弱勢群體。二是進城失敗的農民工。他們如果無法體面在城市安居，他們就寧愿回農村來過農村體面、安寧的生活。三是需要在農村養老的老年人。很多農村老年人即使自己子女在城市事業成功，他們也不愿與子女在城市同一個屋檐下生活，而寧愿回農村生活。原因無他，就是與子女一起生活不自由。所以他們是為了自由而寧愿拋棄城市更好的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條件。在農村生活，與土地結合起來，有收入，有意義，清靜自然。在熟人社會中生活也有價值感。
顯然，以上三部分農村人口數量龐大，幾乎包括了所有農民，他們并非不愿意過體面的城市生活，而是在當前中國發展階段，他們很難獲得在城市體面生活的就業與收入。農村雖然不能發財致富，卻可以為難以在城市體面生活的農民提供在農村體面生活的保底。農村作為他們的退路特別重要，不僅體現在物質生活保障，而且還體現有精神意義。
農村這個保底的退路，不僅對中國農民很重要，而且對國家來說也很重要。2001 年筆者就提出“農村是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與蓄水池”的觀點。在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在從傳統走向現代社會的過程中，農村能否充當勞動力的蓄水池和社會的穩定器，對現代化建設的成敗具有決定性意義。正是憑借農村這個穩定器，中國才能從容應對 2008 年金融危機，也才能平穩有效應對 2020 年的新冠疫情。2020 年 2 月中下旬，筆者及其團隊分別在湖北以外的 14 個省，共計 104 個無疫村，兩次進行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的調研。結果顯示，外出務工者人數不到往年的 30%。農民工雖停工停收，卻享受疫情期間鄉村生活，并仍具有短至數月，長至兩三年維持生計的能力。在就業與社會穩定之間，鄉村發揮了重要的緩沖作用，使得億萬農民工失業“不過是飯桌上多添一副筷子”。手中有糧，心里不慌，正是有了農村這個退路和保底，中國才能從容應對中華民族崛起道路中可能的任何風浪。
農民進城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是一個艱難且相對長期的過程。農民進城，一般是先到縣城買房，讓子女獲得較好的城市公共服務尤其是教育服務，不過縣城缺少就業獲利機會，因此會再想方設法到大城市買房。開始是年輕人進城，再逐步全家進城。
在這個艱難且將持續相當長時期的農民進城過程中，國家要為農民提供無法進城或進城失敗時的農村保底，因此就要限制城市資本下鄉。農民依據他們的實際情況不斷調整家庭策略，以在保證基本安全的情況下面體面進城。當前中國農民是沒有“鄉愁”而只有“城愁”的，即他們所有關切在于能否及如何體面進城。農民家庭策略是以農村資源支持城市，農村就不只是青壯年勞動力流失，而且是幾乎所有資源都進城去了。農村資源流出，村莊空心化，傳統農村社會逐步解體，鄉村發生巨變，城鄉劇烈重組。一切都不確定，唯一可以確定的是變動和不確定。因此，鄉村建設的保底、化解風險的作用越發顯著。在未來十五年，中國鄉村建設的重點是保底式的、基礎的。我們不是要建設一個比城市更好的鄉村，而是要建設一建設美麗鄉村，試圖通過制度來固定正在變動的關系，試圖鼓勵在農村發財致富，就可能開了歷史倒車。
總之，鄉村振興不能太著急。待到農村巨變結束，城鄉重組結束，城鄉均衡發展階段到來，建設一個“強富美”的鄉村的時機才會到來。在農民快速進城，鄉村劇烈變動，城鄉關系重組的階段，建設“強富美”鄉村的惠農政策，就是誤判了時機，也因此會失敗。惠農政策應當真正惠及所有農民，尤其是為農民提供生產生活秩序的保底。因此，當前階段惠農政策的重點不是要建設一個比城市好的農村，而是要建設一個不那么差的農村。
伴隨城市化的進程，鄉村消失是農民自然選擇的結果。全國各級地方政府不宜拔苗助長，在城鄉關系迭變之際，大力投資收效甚微的鄉村基礎設施建設；亦不應強行合村并居，僅為實現宅基地的低效再利用。換言之，決策者應遵循農民由理性支配的進城節奏，假以時日，當中國經濟發展到高度發達階段，全面實現現代化之后，再進行更加合理的美麗鄉村建設，也不宜遲。
作者簡介：賀雪峰，武漢大學社會學院院長，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湖北 武漢 430072。
來源：《黨政研究》2020年第3期
一、因時因地制宜：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
2020 年是脫貧攻堅收官之年，我們由此而進入后脫貧攻堅時代。經過堅苦卓越的努力，中國終于有望消滅絕對貧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后脫貧攻堅時代，脫貧攻堅如何對接鄉村振興戰略，全國農村工作重點如何由精準扶貧轉向鄉村振興，成為當前及未來一個時期不得不考慮的重大問題。
從鄉村振興戰略來講，按 2018 年年初中央農村工作會議部署，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將分三步走：到 2020 年，鄉村振興取得重要進展，制度框架和政策體系基本形成；到 2035年，鄉村振興取得決定性進展，農業農村現代化基本實現；到 2050 年，鄉村全面振興，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全面實現。換句話說，即使從現在開始經過三個五年計劃，到 2035年，農業農村現代化也才只是基本實現；再經過三個五年計劃，只有到了 2050 年，鄉村才能全面振興，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的“強富美”鄉村才能全面到來。
按三步走的安排，2020 年開始進入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第二步。也就是說，從 2020 年由脫貧攻堅所對接的是鄉村振興戰略的第二步，即對接到再經過十五年奮斗基本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而不是直接對接到第三步即建設“強富美”的鄉村。
尤其脫貧攻堅重點所在的中國中西部農村地區，經濟欠發達，基礎設施比較差，雖然農民脫貧了，地方經濟基礎卻普遍比較落后。這些地區農村工作重點轉換時，就尤其要注意對接到經過十五年奮斗才能基本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鄉村振興第二步的戰略上，就尤其要防止錯誤對接到鄉村振興第三步即“強富美”的鄉村建設上。
遺憾的是，當前全國各級地方政府在落實鄉村振興戰略時，不僅發達的東部地區普遍將鄉村振興戰略等同于美麗鄉村建設，試圖短期內即實現“強富美”的目標，而且中西部地區也普遍存在急于求成思想，試圖通過集中資源、重點突破、打造亮點的形式建設美麗鄉村，從而將有限的資源重點用在了脫離地方實際的鄉村振興形式上，沒有做基于保底的鄉村建設工作，其實，新中國農村發展史上，我們在這方面是吃過急躁冒進的大虧的。
二、未來十五年鄉村建設重點在保底
鄉村振興是伴隨我國城市化進程而展開的。當前和未來很長一個時期，中國將仍然處于快速城市化階段，主要表現就是農民持續進城，農村人口越來越少，進城農民越來越不再依靠農村而可以在城市獲得體面生活條件。中國只有當絕大多數農民進城了，農村只剩下很有限的農民，才能改變當前中國農村人多地少的格局，農戶才會有相對較多的農村獲利機會，農戶也才可能憑借農業致富，農業強、農民富、農村美也才具備可能性。換句話說，只有減少農民才能致富農民。不過，在當前階段，雖然中國城市化率已經達到 60%，戶籍城市化率卻只有 45%，幾乎所有進城農民都刻意保留了農村的退路。當前中國農村 70%以上農戶家庭也因此形成了“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生計模式。在全國一半以上人口都還要依托土地、70%以上農戶仍然耕種土地的情況下，農業致富就不可能，“強富美”的鄉村振興就不可能。
當然，當前農村雖然很難讓農民致富，卻對農民十分重要。這個重要性主要體現在可以為數量龐大的相對弱勢的農村人口提供保底，包括這樣三部分農村人口。一是缺少城市就業機會、難以進城的農村相對弱勢群體。二是進城失敗的農民工。他們如果無法體面在城市安居，他們就寧愿回農村來過農村體面、安寧的生活。三是需要在農村養老的老年人。很多農村老年人即使自己子女在城市事業成功，他們也不愿與子女在城市同一個屋檐下生活，而寧愿回農村生活。原因無他，就是與子女一起生活不自由。所以他們是為了自由而寧愿拋棄城市更好的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條件。在農村生活，與土地結合起來，有收入，有意義，清靜自然。在熟人社會中生活也有價值感。
顯然，以上三部分農村人口數量龐大，幾乎包括了所有農民，他們并非不愿意過體面的城市生活，而是在當前中國發展階段，他們很難獲得在城市體面生活的就業與收入。農村雖然不能發財致富，卻可以為難以在城市體面生活的農民提供在農村體面生活的保底。農村作為他們的退路特別重要，不僅體現在物質生活保障，而且還體現有精神意義。
農村這個保底的退路，不僅對中國農民很重要，而且對國家來說也很重要。2001 年筆者就提出“農村是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與蓄水池”的觀點。在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在從傳統走向現代社會的過程中，農村能否充當勞動力的蓄水池和社會的穩定器，對現代化建設的成敗具有決定性意義。正是憑借農村這個穩定器，中國才能從容應對 2008 年金融危機，也才能平穩有效應對 2020 年的新冠疫情。2020 年 2 月中下旬，筆者及其團隊分別在湖北以外的 14 個省，共計 104 個無疫村，兩次進行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的調研。結果顯示，外出務工者人數不到往年的 30%。農民工雖停工停收，卻享受疫情期間鄉村生活，并仍具有短至數月，長至兩三年維持生計的能力。在就業與社會穩定之間，鄉村發揮了重要的緩沖作用，使得億萬農民工失業“不過是飯桌上多添一副筷子”。手中有糧，心里不慌，正是有了農村這個退路和保底，中國才能從容應對中華民族崛起道路中可能的任何風浪。
農民進城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是一個艱難且相對長期的過程。農民進城，一般是先到縣城買房，讓子女獲得較好的城市公共服務尤其是教育服務，不過縣城缺少就業獲利機會，因此會再想方設法到大城市買房。開始是年輕人進城，再逐步全家進城。
在這個艱難且將持續相當長時期的農民進城過程中，國家要為農民提供無法進城或進城失敗時的農村保底，因此就要限制城市資本下鄉。農民依據他們的實際情況不斷調整家庭策略，以在保證基本安全的情況下面體面進城。當前中國農民是沒有“鄉愁”而只有“城愁”的，即他們所有關切在于能否及如何體面進城。農民家庭策略是以農村資源支持城市，農村就不只是青壯年勞動力流失，而且是幾乎所有資源都進城去了。農村資源流出，村莊空心化，傳統農村社會逐步解體，鄉村發生巨變，城鄉劇烈重組。一切都不確定，唯一可以確定的是變動和不確定。因此，鄉村建設的保底、化解風險的作用越發顯著。在未來十五年，中國鄉村建設的重點是保底式的、基礎的。我們不是要建設一個比城市更好的鄉村，而是要建設一 得去的、能保持農村基本生產生活秩序的、可以為絕大多數農民提供退路和保底的鄉村。
三、城鄉關系重組下的鄉村振興戰略
未來十五年的鄉村振興，投入農村的資源和實施的鄉村建設項目，必須置于城鄉關系的背景下來思考。城鄉關系是觀察農村現代化進程的重要社會結構。城市是中國現代化的發展極，農村是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城市全面深化改革與農村保持相對穩定是相反相承、相互補充、相互支持的關系。
從新中國城鄉關系發展來看，經歷了三個階段的城鄉關系。一是改革開放以前城鄉分離階段，城市從農村提取資源，農業支援工業建設。二是改革開放以后城鄉二元體制被打破的階段，放開了對農民進城的體制機制限制，卻并非未同時放開資本下鄉，大量農民進城務工經商。幾乎所有農戶家庭都形成了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生計模式，農民家庭再生產仍然在農村完成，農民在城市掙錢，在農村消費。農村勞動力進城了，農民家庭收入增加了，
農村逐漸繁榮起來。三是進入 21 世紀，城鄉關系悄然重組階段。農民家庭行為發生重大改變，即農民家庭不再從城市掙錢回農村花，而是想方設法進城留城，在城市安居。農民家庭雖然還存在半工半耕的生計模式，只不過現在是農民家庭留守務農父母支持子女進城，為進城子女提供經濟支持，至少是減輕進城子女的家庭負擔，比如父母幫忙帶孫子，父母留守農村生活成本業比較低。父母留守農村也為進城子女提供了進城失敗的退路。
當前中國絕大多數農村地區都形成了“老年農業+中堅農民”的結構，這是一個基于農村集體土地制度基礎上自生自發形成的穩定結構，是當前農村保持生產生活秩序的最為重要的村莊結構條件。家庭中老年人留守農村可以為農民家庭進城提供支持。農村可以為進城失敗農民提供退路，這種退路不僅是經濟上和社會保障上的，而且是心理安全上的。在中國的文化語境下，村莊為所有農民提供了一個居住的載體、生產的載體、生活的載體、意義的載體、歸宿的載體。村莊熟人社會意味著，村莊是農民親朋鄰里的所在，農民在村莊中可以輕松獲得社會支持，保持村莊生活的意義世界和歷史感。農村也有助于應對鄉村老齡化問題，他們能從村莊共同體獲取心理慰藉和精神支持。因此，國家在城鄉關系上面，一方面放開了農民進城的限制，一方面又限制城市資本下鄉，強調不允許農民失去土地。
取消農業稅以來，國家不斷加大對農村的投入，目前每年惠農資金早已超過 2 萬億元。在農村調研時，很容易看到由國家投資的惠農項目。可惜的是，很多惠農項目投入成效存疑。大型且集中的投入，如各種農業綜合體，動輒數千萬上億元投入；中型分散投入，如農村雨污分流項目，每個項目數百萬元；小型項目，如農村改廁等，若做追蹤調查，就會發現，絕大多數項目投入都不成功。不僅國家財政投入項目大多不成功，而且資本下鄉也大多血本無歸。2008 年某地列入國家城鄉統籌示范區，推動資本下鄉，幾乎所有下鄉資本都是開著寶馬進村，騎著自行車逃離。很多地區農民將積蓄用于在農村建高標準住房，卻基本上沒有住過。地方政府推動農民上樓集中居住，農民難以適應集中居住，且搬入樓房建筑質量很差。精確扶貧，易地安置，為貧困戶建了新居，貧困戶卻不愿搬入新居而仍然住在老房子。全國幾乎所有地區都在做全域旅游規劃，美麗鄉村如火如荼，在可以預見的不久就可以看到巨資
投入的這些規劃和建設再次失敗。一方面國家向農村轉移越來越多資源，社會也在農村有巨大投資，另一方面是大量投入農村資源低效使用，造成了嚴重的資源浪費。如果有人對最近10 多年惠農項目成效進行評估，一定可以發現問題極大，教訓卻沒有吸取。
惠農項目之所以容易失敗，一個基本原因是當前中國正處在史無前例的城鄉關系重組之中，農村人口大量進城，城市成為中國經濟增長極，農村 GDP 占比越來越低。經濟發展的機會在城市，農村則為難以體面進城群體提供了保底。在保底的農村要建設“強富美”以及要尋找獲利機會，自然相當困難。
在鄉村巨變、城鄉重組的背景下面，國家向農村投入資源主要應當是保底性的，應當是在農村資源凈流出背景下應對維持基本生產生活秩序難題的。在這種實際條件下，試圖急于二、未來十五年鄉村建設重點在保底 鄉村振興是伴隨我國城市化進程而展開的。當前和未來很長一個時期，中國將仍然處于快速城市化階段，主要表現就是農民持續進城，農村人口越來越少，進城農民越來越不再依靠農村而可以在城市獲得體面生活條件。中國只有當絕大多數農民進城了，農村只剩下很有限的農民，才能改變當前中國農村人多地少的格局，農戶才會有相對較多的農村獲利機會，農戶也才可能憑借農業致富，農業強、農民富、農村美也才具備可能性。換句話說，只有減少農民才能致富農民。不過，在當前階段，雖然中國城市化率已經達到 60%，戶籍城市化率卻只有 45%，幾乎所有進城農民都刻意保留了農村的退路。當前中國農村 70%以上農戶家庭也因此形成了“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生計模式。在全國一半以上人口都還要依托土地、70%以上農戶仍然耕種土地的情況下，農業致富就不可能，“強富美”的鄉村振興就不可能。
當然，當前農村雖然很難讓農民致富，卻對農民十分重要。這個重要性主要體現在可以為數量龐大的相對弱勢的農村人口提供保底，包括這樣三部分農村人口。一是缺少城市就業機會、難以進城的農村相對弱勢群體。二是進城失敗的農民工。他們如果無法體面在城市安居，他們就寧愿回農村來過農村體面、安寧的生活。三是需要在農村養老的老年人。很多農村老年人即使自己子女在城市事業成功，他們也不愿與子女在城市同一個屋檐下生活，而寧愿回農村生活。原因無他，就是與子女一起生活不自由。所以他們是為了自由而寧愿拋棄城市更好的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條件。在農村生活，與土地結合起來，有收入，有意義，清靜自然。在熟人社會中生活也有價值感。
顯然，以上三部分農村人口數量龐大，幾乎包括了所有農民，他們并非不愿意過體面的城市生活，而是在當前中國發展階段，他們很難獲得在城市體面生活的就業與收入。農村雖然不能發財致富，卻可以為難以在城市體面生活的農民提供在農村體面生活的保底。農村作為他們的退路特別重要，不僅體現在物質生活保障，而且還體現有精神意義。
農村這個保底的退路，不僅對中國農民很重要，而且對國家來說也很重要。2001 年筆者就提出“農村是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與蓄水池”的觀點。在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在從傳統走向現代社會的過程中，農村能否充當勞動力的蓄水池和社會的穩定器，對現代化建設的成敗具有決定性意義。正是憑借農村這個穩定器，中國才能從容應對 2008 年金融危機，也才能平穩有效應對 2020 年的新冠疫情。2020 年 2 月中下旬，筆者及其團隊分別在湖北以外的 14 個省，共計 104 個無疫村，兩次進行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的調研。結果顯示，外出務工者人數不到往年的 30%。農民工雖停工停收，卻享受疫情期間鄉村生活，并仍具有短至數月，長至兩三年維持生計的能力。在就業與社會穩定之間，鄉村發揮了重要的緩沖作用，使得億萬農民工失業“不過是飯桌上多添一副筷子”。手中有糧，心里不慌，正是有了農村這個退路和保底，中國才能從容應對中華民族崛起道路中可能的任何風浪。
農民進城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是一個艱難且相對長期的過程。農民進城，一般是先到縣城買房，讓子女獲得較好的城市公共服務尤其是教育服務，不過縣城缺少就業獲利機會，因此會再想方設法到大城市買房。開始是年輕人進城，再逐步全家進城。
在這個艱難且將持續相當長時期的農民進城過程中，國家要為農民提供無法進城或進城失敗時的農村保底，因此就要限制城市資本下鄉。農民依據他們的實際情況不斷調整家庭策略，以在保證基本安全的情況下面體面進城。當前中國農民是沒有“鄉愁”而只有“城愁”的，即他們所有關切在于能否及如何體面進城。農民家庭策略是以農村資源支持城市，農村就不只是青壯年勞動力流失，而且是幾乎所有資源都進城去了。農村資源流出，村莊空心化，傳統農村社會逐步解體，鄉村發生巨變，城鄉劇烈重組。一切都不確定，唯一可以確定的是變動和不確定。因此，鄉村建設的保底、化解風險的作用越發顯著。在未來十五年，中國鄉村建設的重點是保底式的、基礎的。我們不是要建設一個比城市更好的鄉村，而是要建設一建設美麗鄉村，試圖通過制度來固定正在變動的關系，試圖鼓勵在農村發財致富，就可能開了歷史倒車。
總之，鄉村振興不能太著急。待到農村巨變結束，城鄉重組結束，城鄉均衡發展階段到來，建設一個“強富美”的鄉村的時機才會到來。在農民快速進城，鄉村劇烈變動，城鄉關系重組的階段，建設“強富美”鄉村的惠農政策，就是誤判了時機，也因此會失敗。惠農政策應當真正惠及所有農民，尤其是為農民提供生產生活秩序的保底。因此，當前階段惠農政策的重點不是要建設一個比城市好的農村，而是要建設一個不那么差的農村。
伴隨城市化的進程，鄉村消失是農民自然選擇的結果。全國各級地方政府不宜拔苗助長，在城鄉關系迭變之際，大力投資收效甚微的鄉村基礎設施建設；亦不應強行合村并居，僅為實現宅基地的低效再利用。換言之，決策者應遵循農民由理性支配的進城節奏，假以時日，當中國經濟發展到高度發達階段，全面實現現代化之后，再進行更加合理的美麗鄉村建設，也不宜遲。
作者簡介：賀雪峰，武漢大學社會學院院長，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湖北 武漢 430072。
來源：《黨政研究》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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